中國文字博物館展出的古代韻書。本報記者 柴如瑾/攝

　　《五音集韻》 本報記者 柴如瑾/攝

　　在語言學各分支中，有一個分支以古代語音作為研究對象，探究語音的歷史演變規(guī)律。它就是音韻學。研究古代漢語各個時期的語音系統及其歷史演變規(guī)律的學科，稱為漢語音韻學。在我國，音韻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有著上千年的傳統?？v觀漢語音韻學的發(fā)展歷程，可以將20世紀初西方語言學理論、方法的引入作為標志，分為前后兩段：前一段為傳統音韻學，后一段為現代音韻學?，F代音韻學產生以來取得了重大進展，不斷基于漢語事實提煉新的理論、方法，走上了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道路。

　　傳統音韻學的發(fā)展脈絡

　　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中國古代學者曾借助“譬況、讀若、直音”等注音方法說明字音。東漢末年，受梵文拼讀的影響，出現了“反切”注音的方法，用兩個漢字合起來為一個漢字注音，“上字取其聲，下字取其韻”。反切注音法的誕生標志著漢語音韻學的萌芽。隨著反切方法的風行，有人把音切相同的字歸類，編成韻書。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說：“自茲厥后，音韻鋒出。”魏晉南北朝諸家韻書的高峰，是陸法言的《切韻》。《切韻》的編纂為今天了解中古漢語的音系提供了客觀、可靠的材料。之后，在《切韻》基礎上形成的《唐韻》《廣韻》《集韻》都脫離不了《切韻》奠定的音系框架。晚唐宋代開始，有人把韻書中的代表性例字，以聲母為縱，以韻母為橫，編排成圖表，叫作“等韻圖”，簡稱“韻圖”。代表性的韻圖有《韻鏡》《七音略》《切韻指掌圖》《四聲等子》等。由等韻圖延伸出一批與音韻性質相關的概念，如“等、攝、轉”，并產生了解釋等韻圖與六朝反切不一致的門法，形成了專門的“等韻學”。

　　元代戲曲文化空前繁榮，出現了為北曲創(chuàng)作提供音韻規(guī)范的《中原音韻》。此書依照當時的北方口語編寫，反映了元代北方漢語的實際音系。與《中原音韻》同屬一系的韻書還有《詞林韻釋》《韻略易通》等，對這類韻書的研究統稱“北音學”。清代學者在考據古音時，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將考察以《切韻》系韻書為代表的中古漢語音系的學問稱為“今音學”，將考察以《詩經》用韻為代表的上古漢語音系的學問稱為“古音學”。古音學方面，陳第、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錢大昕、王念孫、江有誥、章太炎、黃侃等摸索出“韻腳字歸納法、諧聲推演法”等方法，并參考異文、通假、聲訓等材料，對先秦兩漢古音的考據愈加精細，加深了對上古漢語聲類和韻部的認識，提出了“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等至今影響深遠的觀點。

　　西學東漸與現代音韻學的興起

　　在我國，音韻學傳統上屬于“小學”的范疇，是為解讀經典服務的。20世紀初，隨著西方語言學思想傳入我國，漢語音韻學進入現代音韻學階段。漢語音韻學在研究方法、研究材料上都有了巨大突破，研究范式發(fā)生了重大轉變。

　　傳統音韻學里的“字母、韻目、韻攝”只能告訴我們某種同音的系統，而無法告知具體的音值。瑞典學者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利用當時風靡歐洲的歷史比較法構擬了中古漢語的音值。之后又在此基礎上，利用《詩經》等古代韻文，構擬了上古漢語音系。隨著歷史比較法的廣泛運用，漢語方音、域外漢字音、親屬語言的語音被用于古音構擬當中，音韻學的研究材料大大豐富。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汪榮寶利用梵漢對音構擬漢語古音，引起了音韻學界的大討論。經過激烈辯論，梵漢對音在音韻學研究中的價值逐漸被大家認可，出現了一批利用梵漢對音考察古代漢語音韻的文章。對音材料的范圍也不斷擴大，拓展到漢藏對音、漢夏對音、八思巴字對音、漢滿對音以及西方傳教士用拉丁字母記錄的字音等。此外，敦煌新發(fā)現的變文、敦煌俗文學中的異文也都成為音韻學研究的材料。

　　由于古人對發(fā)音部位、發(fā)音方法的描摹比較含混，傳統音韻學的很多概念晦澀難懂。隨著現代語音學知識傳入我國，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陸志韋、王力、張世祿、董同龢、李新魁等學者運用語音學原理解釋傳統音韻學術語“等、攝、轉、清濁、重紐、開合”等，促進了概念的明晰化。在記音方面，國際音標被用于記音，記音工具更加完善。很多學者從現代語言學角度闡釋傳統音韻學理論，運用數學統計方法考究音韻系統，音韻學研究更加科學化。

　　探索基于漢語事實的音韻學

　　漢語音韻學在借鑒西方語言學理論、方法的同時，也在解決漢語音韻問題的實踐中逐步探索出創(chuàng)新之路，提出了基于漢語事實的音韻學理論和方法。

　　音韻學的根本任務，是描述和解釋音變規(guī)律。19世紀，歐洲的新語法學派提出“音變無例外”，認為一旦某個音發(fā)生了變化，該地區(qū)處于同一語音環(huán)境中的音都會發(fā)生變化。該學派還主張語音變化是連續(xù)的漸變，但在詞匯中是突變的。然而，這一理論無法解釋漢語方音的演變事實。語言學家王士元教授以漢語方音的演變事實為依據，提出了“詞匯擴散理論”，認為語音的變化是突變的，而在詞匯中的擴散是逐漸的。詞匯擴散理論解釋了以往音變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在國際上產生了重大影響，被廣泛運用于對世界各地音變現象的分析當中。

　　隨著研究視野的不斷開闊，漢語音韻學者從類型學視角觀察漢語方言和親屬語言的音韻事實，提出音法理論，從宏觀歷時的角度探討人類語音如何演化。通過將音法研究和漢語的音史研究相結合，推動漢語音韻學研究走向深入。尤其在聲調與發(fā)聲類型關系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對漢語聲調的演化提出了深刻洞見。

　　豐富的歷史文獻是漢語音韻學研究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我國記錄歷代語音現象的傳世文獻浩如煙海，不但有《切韻》《中原音韻》等反映共同語音系的材料，還有《匯音妙悟》《戚林八音》等反映方言音系的材料。此外，考古發(fā)掘而得的出土文獻不斷出現。長沙馬王堆帛書，山東銀雀山、湖北睡虎地、甘肅武威等地的竹簡文書，都為漢語音韻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漢語音韻學者將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相結合，以文獻考證確定音類，以歷史比較擬測音值，形成了漢語史研究中的“二重證據法”，實現了文獻考證與歷史比較之間的信息補正。

　　漢語方言的歷史層次與語音演變之間存在復雜的交錯關系。在運用西方的歷史比較法時，很多學者意識到漢語方言的音韻層次相當復雜，如果不對歷史層次做一剖析，很容易把不同歷史層次的讀音混為一談，在此基礎上構擬出的古音自然也不可靠。開展歷史比較之前，先要離析漢語方音中的歷史層次，成為漢語音韻學者的共識。學者們逐漸探索出系統的歷史層次分析法。根據這種方法對漢語各地方音進行層次分析，可以更準確地反映漢語方音演變的面貌。

　　在構擬上古漢語音系時，漢語與親屬語言的比較是一項基本工作。印歐語系的歷史比較可以利用形態(tài)上的對應，操作起來相對簡單。但漢藏語系的語言多數缺乏語法形態(tài)，不能照搬國外的做法。而且，不同于印歐語系譜系樹分化模式，漢語和周邊語言之間存在長久的接觸史，語言接觸的過程錯綜復雜。為厘清漢語與親屬語言的關系，學者們對如何區(qū)分同源詞和借詞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深層對應法、語義比較法、詞族對應法、核心關系詞詞階分布法”等分析方法。這些新方法的運用，加深了對漢藏語系共同特征的認識，推動了上古漢語音系構擬工作。

　　音韻學迎來發(fā)展機遇期

　　音韻學一直被視為“絕學”。隨著國家近年來高度重視“冷門絕學”在中華文明傳承中的作用，加大對“冷門絕學”學科的支持力度，音韻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支持。與此同時，新的技術手段和跨學科研究方法的運用為音韻學發(fā)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研究手段方面，在人工智能等現代技術的輔助下，獲取和分析音韻學文獻和現實語音材料變得更加便捷，極大提高了研究效率。比如，將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進行數字化處理，構建數據庫，讓對海量文獻的深入挖掘和系統整理成為可能；將漢語方音、親屬語言的語音等現實語音材料上傳至開放平臺，方便了語音數據深層次的分析處理和大規(guī)模橫向比較。

　　研究方法方面，音韻學與考古學、遺傳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心理學的聯系愈加緊密，積極借鑒其他學科的分析方法。比如，利用貝葉斯系統發(fā)生學方法，建立數學模型，考察漢藏語系諸語言間的親緣關系；運用統計學方法，分析古代漢語和漢語方言的音位負擔量，揭示漢語語音的演變路徑；利用實驗語音學方法，通過聽覺感知實驗、聲學實驗、腦電實驗等驗證提出的音變假設，為音理分析提供實證依據。

　　當前，音韻學正迎來發(fā)展機遇期。在國家提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背景下，漢語音韻學也應總結以往積累的創(chuàng)新經驗，乘勢而為，加快構建自身的自主知識體系。這一體系的構建，需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服務國家現實需求為導向；需要深入挖掘漢語音韻微觀事實，提出具有標志性的學術概念、范疇與表述；需要從漢語音韻研究實踐中凝練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觀點，提煉出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方法和范式。在推動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過程中，漢語音韻學將逐漸擺脫長期以來作為知識接受方的角色，成為知識供給方，將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提供給國際語言學界，為推動歷史語言學發(fā)展作出貢獻。

　　（作者：錢有用，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學重點實驗室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