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中，對于黨員干部利用職權或者職務影響要求他人支付應由其個人支付的費用行為，依據(jù)《中國共產(chǎn)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二款定性處理并無爭議。但對于在黨員干部事先不知情的情況下，管理和服務對象代付宴請費用的情形，因缺乏黨員干部明確授意、主動要求等顯性特征，在定性處理時如何適用《條例》條款易產(chǎn)生不同認識。筆者結合一起案例進行分析。

　　2025年1月1日晚，A市某局處長李某某（中共黨員）邀約多名朋友在某飯店聚餐。其間，李某某偶遇同在該飯店用餐的A市某工程公司總經(jīng)理徐某。徐某得知李某某用餐情況后，未事先告知便悄悄代其支付了餐費，共計3300元。李某某用餐后前去結賬，方從餐廳工作人員處得知徐某已替其付款，且此時徐某已用餐結束離開該飯店。事后，李某某未向徐某退還該筆費用。經(jīng)查，李某某與徐某系通過李某某的同學結識，徐某曾參與李某某所在單位的工程投標，但未中標。李某某作為A市某局處長，對本局工程建設項目具有直接管理職權，對該局所在系統(tǒng)相關工程項目亦存在職務影響。

　　本案中，對于李某某接受徐某代付宴請費用的行為應如何定性處理，存在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某將個人應承擔的宴請費用轉移給徐某，徐某的行為屬于“代為支付”而非“直接贈予”，二人形成費用轉嫁關系，根據(jù)《條例》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二款規(guī)定，“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將應當由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身邊工作人員和其他特定關系人個人支付的費用，由下屬單位、其他單位或者他人支付、報銷的”，情節(jié)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jié)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jié)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對李某某應據(jù)此條款定性處理。

　　第二種意見認為，代付行為系徐某單方主動實施，李某某未事先要求，實質是徐某通過代付餐費方式送給李某某好處，李某某通過默認的方式收受了徐某代付的3300元餐費，也即獲得了3300元財產(chǎn)性利益，根據(jù)《條例》第九十七條第一款規(guī)定，“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zhí)行公務的禮品、禮金、消費卡（券）和有價證券、股權、其他金融產(chǎn)品等財物，情節(jié)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jié)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jié)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對李某某應據(jù)此條款定性處理。

　　第三種意見認為，徐某主動為李某某代付宴請費用，本質是出于攀附李某某而進行的利益輸送，李某某明知徐某是其管理和服務對象仍收受該利益，符合受賄的構成要件。根據(jù)《條例》第三十條第一款規(guī)定，“黨組織在紀律審查中發(fā)現(xiàn)黨員有刑法規(guī)定的行為，雖不構成犯罪但須追究黨紀責任的……應當視具體情節(jié)給予警告直至開除黨籍處分”，對李某某應據(jù)此條款定性處理。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徐某代付的費用屬于財產(chǎn)性利益?！稐l例》第九十七條規(guī)定的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zhí)行公務的禮品、禮金等財物，雖未對“財物”作出明確定義，但參考“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規(guī)定，財物“包括貨幣、物品和財產(chǎn)性利益。財產(chǎn)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如房屋裝修、債務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如會員服務、旅游等”。因此，財物的范圍不僅包括貨幣、實物，還包括財產(chǎn)性利益，債務免除、費用代付均屬此類。本案中，3300元餐費是李某某個人邀約朋友聚餐產(chǎn)生的費用，無任何應由管理和服務對象承擔的正當依據(jù)。徐某代付餐費后，李某某無退還意愿和行為，雙方已形成讓渡和收受財產(chǎn)性利益的默示合意。這種通過代付方式幫李某某履行了本應由其履行的債務的行為，使李某某獲取了財產(chǎn)性利益，也即收受了財物。

　　徐某代付餐費的行為依附于李某某的職權?！稐l例》所指“可能影響公正執(zhí)行公務”，是指與黨員干部職權相關聯(lián)、與其公正履職相沖突，具有影響公正執(zhí)行公務的可能性即應禁止，無需發(fā)生實際影響后果。徐某作為曾參與李某某所在單位工程投標的經(jīng)營主體，即便未中標，其經(jīng)營活動與李某某的職權范圍仍存在直接利害關系。徐某主動代付餐費的行為，是基于李某某的職務身份，意圖通過代付費用來維系關系、謀求后續(xù)在工程項目招投標等事項上的便利或關照。李某某明知其與徐某存在管理與被管理、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仍收受該利益，符合“可能影響公正執(zhí)行公務”的認定條件。

　　適用《條例》第九十七條第一款處理更為精確。針對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某的行為屬于將應由個人支付的費用由他人支付，筆者認為，把握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zhí)行公務的財物與利用職權將應由個人支付的費用由他人支付這兩種違紀行為，一個主要區(qū)別在于，黨員干部是否主導了利益獲取過程。《條例》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二款規(guī)制的是黨員干部通過明示、暗示、授意等方式主動要求他人支付費用或報銷，其主觀上具有轉嫁支出的明確意圖，客觀上主動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主導利益獲??；而《條例》第九十七條第一款規(guī)制的是黨員干部基于職務身份收受利益的行為。本案中，代付餐費3300元系徐某單方主動實施，李某某雖被動收受但在其知道后既無退還意思也無退還行為，更契合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zhí)行公務的財物的要件，依據(jù)《條例》第九十七條第一款定性處理更為精確。

　　此外，第三種意見認為，李某某與徐某此行為屬于權錢交易，構成受賄。筆者認為，根據(jù)紀法實踐，區(qū)分違規(guī)受禮與受賄的關鍵在于是否存在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即有無具體謀利事項。即便部分“感情投資”類行為可認定為受賄，也需結合行為人后續(xù)是否存在具體謀利事項、公職人員是否作出對應承諾等綜合判斷。本案中，徐某僅實施代付3300元餐費行為，未向李某某提出請托事項；李某某也未以明示、暗示等任何方式向徐某承諾為其謀取利益。同時，“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故而本案中李某某收受徐某代付的餐費3300元，也不能認定屬于“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情形。因此，李某某的行為未滿足受賄行為的構成要件，故不應定性為受賄。（作者 何恩東）